傅果生，景颇族，2006年开始儿童艺术项目，2010年和Eric 将活动扩展到凉山。目前，二人正努力寻找机会为孩子们办画展、出版画册。

雨仁(Eric Rolland)，法国人，2006年来到中国并认识了傅果生。2010年，同傅果生一起与云南和四川的少数民族孩子做艺术活动。

中缅边境，一个被毒品和艾滋病危机以及现代化的冲击影响多年的小村庄里，有两位特别的美术老师：女老师傅果生，当地景颇族；男老师雨仁（Eric Rolland），法国哲学艺术家。2009年，他们一起建立了“松扎艺术项目”，守在边境的村庄，用艺术让这群因毒品和艾滋病饱受创痛的少数民族孩子们拥有了更多笑容和自信。

在德宏州瑞丽市班养村，这个曾经长期受毒品和艾滋病伤害的村庄，“松扎艺术工作室”的两位老师——傅果生、雨仁找到了一种和孩子们沟通的特殊方式——画画。他们从不去打听哪个孩子来自受毒品影响的家庭，哪个孩子的父母离异，哪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长大。通过读孩子们的画，他们试着读孩子们的内心。有人问，绘画对孩子们的影响有多大？他们也难以去衡量。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陪孩子们多待一会儿。

景颇女老师，法国男老师

在这堂特殊的课上，孩子们不用端坐在课桌前，所有的桌椅也被挪到教室的两边。“孩子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快乐和明亮地活下去。”

“果果和雨仁老师回来了！”

消息在班养小学的孩子们中间传开了。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将有一个下午的时间，逃离“语数英”，尽情享受一堂毫无压力的绘画课。孩子们打听到，这次上课的班级包括了全校每个年级。孩子们纷纷雀跃地询问着，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的班。

第二天，经常跟着果果和雨仁画画的五年级同学失望了。即将升学的六年级，成了这次最先享受“福利”的班级。

在这堂特殊的课上，孩子们不用端坐在课桌前；所有的桌椅被挪到教室的两边，讲桌前堆放着两位老师搬来的一摞画纸、画笔、颜料。大家将装满水的小水桶放在地上，随意席地而坐。连班里最调皮的孩子，也安静地坐在了教室的角落里，好奇地盯着两位老师。

他们——两位老师，没有平日里学校老师的威严，女老师傅果生是当地景颇族人，说话轻言细语。早在五六年前，她便经常出现在村里的学校，孩子们都熟悉地叫她“果果老师”。另一个，则是蓝眼睛、高鼻子的法国老师雨仁。虽然他说着听不懂的语言，但孩子们见到他时，都喜欢用一句英语“Hello”向他打招呼。

班养村的名字，和英文banyan（榕树）的发音很像。从瑞丽市出发，沿着一条不宽敞的乡村水泥路驾车行驶十多公里，到一个长着几棵大榕树的路口处，就能进入班养村了。班车是几年前才开通的，一天一趟，上午进城，下午回村，错过了就得靠摩托车或拖拉机出行。村里住着七八十户人家，有500多人，多数年轻人在外打工，老人和孩子们留在村里。

班养小学有180多名学生，学前班和一到六年级共7个班。孩子们来自班养村和周边的五六个村。半数孩子住校，有的孩子周末要走四五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家。

在这个地处中缅边境的农村，孩子们给皮肤黝黑的孩子取外号叫“老缅”。5月末，天气已经酷热难耐，孩子们光着脚或穿着夹脚拖鞋在村里跑动。那是一种产自越南的橡胶拖鞋，很耐穿，村里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一双。十多年的时间，这种款式毫无变化的拖鞋，价格从5元涨到15元，到现在的30元一双。

傅果生就出生在村子里的一座木头房里。她的母亲曾是班养小学最早的老师，40多年前带着村里最早的学生用竹子和茅草搭建了最早的学校。父亲是昆明来的知青，在村里度过了自己的14年青春。傅果生6岁时随父母搬到芒市，在芒市长大、上学，之后又去北京上大学、读研。教育让她离这片土地越来越远，然而学习中对家族和民族的思考，却让她与这片土地的距离越来越近。

画一棵生命树

傅果生记得，幼年时大街上随处可见艾滋病人、禁毒宣传画，以及被判死刑的毒贩名单。她曾在景颇社区做田野调查，直面毒品对这一社区造成的深刻影响。

每堂课的开始，傅果生和雨仁都会先跟大家聊天。有一次，画画的主题是“生命树”。傅果生开始和孩子们谈起生命的状态。孩子们坐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俩，一言不发，像在认真思索，又像充满困惑。当傅果生问到“学校里最美的地方在哪里”时，孩子们顿时眼睛一亮，集体回答：大榕树。

每当雨仁说英文时，孩子们便有了发呆的机会：他的头发偏白，眼睛完全是蓝色的，鼻子长得太高了，可是个子不怎么高……只有等到雨仁讲完了，傅果生帮他翻译时，孩子们才知道他刚刚说了什么。

“生命树”的主题，是雨仁刻意选择的，他想将此作为礼物，送给这群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孩子。在村里，对大部分孩子来说，小学毕业意味着一次人生的大转折。尽管按照教育部门的规定，每个孩子都得进入中学；查询每所学校的升学率，的确也是所有孩子都去中学报到了，但是中途辍学者甚多。

班养小学校长曾打听了一下学校2008年毕业生的情况，最后发现，20多个孩子中，继续读高中的居然不到5个，绝大多数人初中未毕业就不再上学了。经常可以看到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染着黄发、骑着摩托车在村里穿梭，他们大多在瑞丽的KTV或餐馆里当服务员。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树，无论你们以后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养护自己的生命树，要定期浇水，让阳光照射得到，让树叶、树枝健康生长。”课堂上，面对着一双双黝黑的眼睛，傅果生说。

这是她发自内心的、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希望。她亲眼目睹孩子们的父辈参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冒险，甘冒涉身毒品和艾滋病的风险。一阵扫荡过后，精神涣散、百病重生的社区，面临长时间的精神修复。

傅果生仍能清楚地记得，幼年时大街上随处可见预防艾滋病和禁毒的宣传画，以及被判死刑的毒贩名单。毒品亦侵入她的家庭，上世纪90年代末她去北京读书后，每次回乡，总能听到亲朋好友吸毒的消息。

研究生时，她选择了民族学。2004-2006年，她用两年的寒暑假时间返回云南，在景颇社区做田野调查。此时的她，才真正直面毒品对这一社区造成的深刻影响。

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04年，班养村景颇寨有16人死于吸毒。那时全寨40户人家中，有58人曾经或正在吸毒，吸毒者以男性青壮年居多。班养小学明校长回忆，当时他20多岁，寨子里和他一样大的年轻人吸毒非常普遍。村里的老人回忆，最严重时，村子里每天都能看到葬礼。

毒品直接伤害着身边的亲人！一种使命感在傅果生的内心滋长。她的硕士毕业论文是以班养为例，研究毒品在这个“失神”的社区造成的侵害，思考社区文化的重建。

“忘记成年人教给你们的东西”

绘画，安抚着家庭不和给雨仁带来的伤害。他在绘画时找到了修复自己的方式。

雨仁和傅果生向孩子们展示起画画使用的工具。每个人有一张和自己的桌子差不多大小的水彩纸、一支画笔、一块棉布和五种颜色：白、红、蓝、棕、黄。绝大多数孩子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工具。雨仁在讲台上向他们展示，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雨仁告诉孩子们：“我不希望看到任何具体的东西。”他所指的“具体的东西”，是指很多男孩子喜欢画的飞机、汽车；女孩子喜欢画的公主、彩虹，或者以前的美术课教的，画树、房子、花、草等。雨仁说，每当孩子们画这些时，便会陷入画得像不像的泥淖中。

雨仁教他们如何用画布在画纸上搽颜色、如何用画笔画线条。他想让孩子们相信，不用画任何具体的东西，仅仅用这五种颜色，就可以画出非常漂亮的一幅画。老师没有提供绿色，这让从小生长于绿色的村子的孩子们着急。老师解释说，不同的颜色交织在一起，便可以画出新的颜色，所以，他们拥有无数种颜色。每个孩子用黄和蓝找出了自己独特的绿色。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拿着搽布的左手，像魔术师一样，快速地在纸上搽出斑斓的色彩。

受父亲影响，雨仁从小喜欢画画。他记得，自己小学时成绩都很好。只是到初中时，成绩忽然一落千丈。但是学校并没试着弄清楚，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更遑论寻求解决的办法了。来到中国后，他发觉很多中国的学校同样缺乏对孩子们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

“肯定都是有原因的。”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深吸一口气，陷入苦涩的回忆中。

雨仁的父亲是个木匠，工作不顺，亏了很多钱，喜欢喝酒。他很早就知道父母不和，每次他们吵架或喝酒，都会拿孩子当出气筒。毕业时，老师冷冷地丢下一句：“你成绩太差了，肯定考不上大学的，直接上职业学校吧。

绘画，从某种程度上安抚着家庭给雨仁带来的伤害。每当画画时，他就发现，他找到了发现和修复自己，和自己安静相处的方式。

2009年，雨仁第一次到班养村，他惊讶地发现很多村民家里甚至没有厕所、没有洗热水澡的地方。现在，好些村民家里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这种变化，带给他观察的兴趣。又因为他童年时的经历，让他更加关注这里的孩子，关注他们的内心。

因为语言不通，雨仁意外发现了和孩子们沟通的最好方式：画画。在这个曾经毒品肆虐的村庄，他不用去打听哪个孩子的的家庭受毒品影响，哪个孩子的父母离异，哪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只是告诉孩子们：“忘记大人们教给你们的东西，用画布去涂抹自己喜欢的色彩。”而他自己，则默默地通过读孩子们的画，来读孩子们的内心。

画画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

“画画是一种创造，带来思考和激发潜力的力量。”

绘画开始之前，傅果生要做一个交代。

“画画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在你们画画之前，大家都忘掉自己的语文、数学、英语，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专心画好这幅画。”听了她的叮嘱，

孩子们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认真地点点头，开始作画。

在孩子们低头画画的时间里，傅果生和雨仁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傅果生边观察，边不断地发出惊叹：“你的颜色太漂亮了，你真的是第一次使用颜色吗？”

一个女孩用画笔勾勒出一个抽象的人形，但是不小心在人的脖子处多画了一横。雨仁看到，指了指她的画，然后用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表情夸张地做了个割喉的姿势。小女孩看到，“咯咯”地笑了。雨仁随后教她用其他色彩盖住这一横。

“颜色不需要很整齐。不用担心你们会画错，因为你可以用另一种颜色将它盖住。可能还有痕迹在，但是没关系，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就像生活中发生的很多意外一样，它们照样美丽，只要我们去发现美。”傅果生说。

“在画画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没人在意这群孩子中谁最调皮，谁的成绩最好，谁的成绩不好，谁的家庭出现什么状况。同样是孩子们喜欢的事情，与看电视、打电子游戏不同，画画不是单纯的输出，而是一种创造。它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沉静、思考和激发潜力的力量。”傅果生曾经被这种力量深深打动。

几年前傅果生在一家国际NGO工作时，常去贫困地区和孩子们做活动，认识了一个通过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女孩，叫松扎。松扎7岁时，因为发病，无法去参加活动了。傅果生和同事们一起去到她家看望她，陪着她画画。

在松扎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疼痛将她吞噬，任何止痛的药物都失去了效力。每当这时，她便拿起画笔，静静地坐在奶奶家的院子里画画。只有画画能让她安静下来。这幅画面，被陪在身边的傅果生深深印在脑海中。

2009年冬天，雨仁回到中国的那一天，正是松扎离开的日子。雨仁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这个孩子画了一幅素描。后来，这幅素描被他撕下来，装裱在一个透明的相框中。傅果生和雨仁成立的“松扎艺术工作室”，名字便来自于这个女孩。他们希望通过教孩子画画，去发现孩子们心中未知的力量。

孩子们的绘画带来无穷惊喜

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孩子交上来的画，美得令他们吃惊。当孩子也意外的时候，是最神奇的时候。

一个女孩涂了好几种颜色，一种温暖的紫色出现在画纸上。她自己也意外了，露出惊奇的表情，抬头看看傅果生，又看看自己的画纸。旁边的女孩看到了，停下自己手中的画笔，惊奇地问：“你是怎么涂出来的？”

每堂课上，傅果生和雨仁都忙碌地走来走去，帮大家递东西、答疑解惑。事实上他们将每个细节都记在心里，悄悄观察不同性格的孩子用的色彩、画画的快慢，遇到问题时的表现。每个班到最后都有那么几个认真的孩子，画得最慢、最谨慎。当大伙陆续画完，跑出去玩时，傅果生不忘提醒那几个孩子：“不着急，慢慢画。”

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第一次使用画笔的孩子交上来的画，美得常常令他们感到吃惊。

在一次“我想念但是见不到的人”的主题画创作中，一个小男孩交了一幅蓝色背景的画，中间看起来像个人的背影。但是人的两边有两条横出来的直线。傅果生看到，有点儿不解，她以为男孩违背了她开头制定的规则：不能画具体的东西。然而男孩告诉她，这是他想念但是见不到的人趴在桌子上的背影。傅果生和雨仁听到，先是恍然大悟，继而感到惭愧，而后便是深深的震撼。

“孩子是很神奇的，他们总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看起来是我们在教他们，实际上与他们在一起时，我们也从孩子身上获得很多，甚至通过他们来认识更深的自己。”在法国时，雨仁总是花很多时间陪着女儿，像朋友一样与她交谈。来到中国后，长时间无法陪在女儿身边，他感到惭愧。13岁的女儿却劝慰他：“你在中国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你应该坚持做下去。”

雨仁无法像和自己的孩子交流一样，用语言顺利地和中国孩子交流。“但是，画画是一种万能的语言，和音乐一样。”雨仁说，他期待有一天，能够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与孩子们顺利地互动。

绘画课结束时，雨仁和果果赞美着每一幅交上来的画。曾经有人建议，可否在最后做一个评比，选出大家认为画得最美的五幅画。但被他们拒绝了。他们希望通过画画，让孩子们感受到尊重和被尊重，鼓励孩子们建立自信。“评比会破坏这种氛围。”

六年级的班主任走进摆满“生命树”的教室，认真地观看每一幅带有孩子签名的画。她惊诧地发现，自己对这些熟悉的孩子有了新的认识。她告诉傅果生：“这个孩子平时很调皮，这个孩子成绩不怎么好，这个孩子平时很沉默……他们画的画都很美。”

但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最喜欢用画画的方式与他们交流。有一个高年级女孩，父母离异后分别重组家庭，她跟着爸爸生活，但被禁止与妈妈再联系。在学校，她倔强、外向，像个男孩，每到体育课时表现尤其积极；然而对雨仁和傅果生的画画课，她却流露出不情愿的表情，或低声地说着“我不画”，或胡乱画完便溜出去玩。

一次下课放学回家的路上，傅果生发现她嘴角长了个泡，问她怎么了。旁边的同学听到，替她答道：“她这个都十几天了，还不好，不知道是什么病。”傅果生原本以为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会反驳同学，和他们说笑，谁知她却沉默不语。傅果生感觉到，女孩真的在害怕，怕自己生了什么病。

几天后，傅果生和雨仁去瑞丽城区买东西，在药店帮女孩买了一支药膏。抹了药膏后，四五天时间，女孩嘴角便完全好了。

之后，女孩对他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又一次在画画的间隙，女孩照例提早交了画跑出去玩。但不一会儿，她买回两支棒棒糖，分给傅果生一支。有一次她打篮球不慎擦破了皮，傅果生见到她时，已经是好几天后，伤处已经结痂快好了。但她一定要将伤口给傅果生看，并向她要创可贴。

“忘记成年人教给你们的东西”

绘画，安抚着家庭不和给雨仁带来的伤害。他在绘画时找到了修复自己的方式。

雨仁和傅果生向孩子们展示起画画使用的工具。每个人有一张和自己的桌子差不多大小的水彩纸、一支画笔、一块棉布和五种颜色：白、红、蓝、棕、黄。绝大多数孩子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工具。雨仁在讲台上向他们展示，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雨仁告诉孩子们：“我不希望看到任何具体的东西。”他所指的“具体的东西”，是指很多男孩子喜欢画的飞机、汽车；女孩子喜欢画的公主、彩虹，或者以前的美术课教的，画树、房子、花、草等。雨仁说，每当孩子们画这些时，便会陷入画得像不像的泥淖中。

雨仁教他们如何用画布在画纸上搽颜色、如何用画笔画线条。他想让孩子们相信，不用画任何具体的东西，仅仅用这五种颜色，就可以画出非常漂亮的一幅画。老师没有提供绿色，这让从小生长于绿色的村子的孩子们着急。老师解释说，不同的颜色交织在一起，便可以画出新的颜色，所以，他们拥有无数种颜色。每个孩子用黄和蓝找出了自己独特的绿色。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拿着搽布的左手，像魔术师一样，快速地在纸上搽出斑斓的色彩。

受父亲影响，雨仁从小喜欢画画。他记得，自己小学时成绩都很好。只是到初中时，成绩忽然一落千丈。但是学校并没试着弄清楚，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更遑论寻求解决的办法了。来到中国后，他发觉很多中国的学校同样缺乏对孩子们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

“肯定都是有原因的。”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深吸一口气，陷入苦涩的回忆中。

雨仁的父亲是个木匠，工作不顺，亏了很多钱，喜欢喝酒。他很早就知道父母不和，每次他们吵架或喝酒，都会拿孩子当出气筒。毕业时，老师冷冷地丢下一句：“你成绩太差了，肯定考不上大学的，直接上职业学校吧。

绘画，从某种程度上安抚着家庭给雨仁带来的伤害。每当画画时，他就发现，他找到了发现和修复自己，和自己安静相处的方式。

2009年，雨仁第一次到班养村，他惊讶地发现很多村民家里甚至没有厕所、没有洗热水澡的地方。现在，好些村民家里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这种变化，带给他观察的兴趣。又因为他童年时的经历，让他更加关注这里的孩子，关注他们的内心。

因为语言不通，雨仁意外发现了和孩子们沟通的最好方式：画画。在这个曾经毒品肆虐的村庄，他不用去打听哪个孩子的的家庭受毒品影响，哪个孩子的父母离异，哪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只是告诉孩子们：“忘记大人们教给你们的东西，用画布去涂抹自己喜欢的色彩。”而他自己，则默默地通过读孩子们的画，来读孩子们的内心。

画画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

“画画是一种创造，带来思考和激发潜力的力量。”

绘画开始之前，傅果生要做一个交代。

“画画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在你们画画之前，大家都忘掉自己的语文、数学、英语，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专心画好这幅画。”听了她的叮嘱，

孩子们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认真地点点头，开始作画。

在孩子们低头画画的时间里，傅果生和雨仁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傅果生边观察，边不断地发出惊叹：“你的颜色太漂亮了，你真的是第一次使用颜色吗？”

一个女孩用画笔勾勒出一个抽象的人形，但是不小心在人的脖子处多画了一横。雨仁看到，指了指她的画，然后用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表情夸张地做了个割喉的姿势。小女孩看到，“咯咯”地笑了。雨仁随后教她用其他色彩盖住这一横。

“颜色不需要很整齐。不用担心你们会画错，因为你可以用另一种颜色将它盖住。可能还有痕迹在，但是没关系，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就像生活中发生的很多意外一样，它们照样美丽，只要我们去发现美。”傅果生说。

“在画画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没人在意这群孩子中谁最调皮，谁的成绩最好，谁的成绩不好，谁的家庭出现什么状况。同样是孩子们喜欢的事情，与看电视、打电子游戏不同，画画不是单纯的输出，而是一种创造。它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沉静、思考和激发潜力的力量。”傅果生曾经被这种力量深深打动。

几年前傅果生在一家国际NGO工作时，常去贫困地区和孩子们做活动，认识了一个通过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女孩，叫松扎。松扎7岁时，因为发病，无法去参加活动了。傅果生和同事们一起去到她家看望她，陪着她画画。

在松扎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疼痛将她吞噬，任何止痛的药物都失去了效力。每当这时，她便拿起画笔，静静地坐在奶奶家的院子里画画。只有画画能让她安静下来。这幅画面，被陪在身边的傅果生深深印在脑海中。

2009年冬天，雨仁回到中国的那一天，正是松扎离开的日子。雨仁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这个孩子画了一幅素描。后来，这幅素描被他撕下来，装裱在一个透明的相框中。傅果生和雨仁成立的“松扎艺术工作室”，名字便来自于这个女孩。他们希望通过教孩子画画，去发现孩子们心中未知的力量。

孩子们的绘画带来无穷惊喜

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孩子交上来的画，美得令他们吃惊。当孩子也意外的时候，是最神奇的时候。

一个女孩涂了好几种颜色，一种温暖的紫色出现在画纸上。她自己也意外了，露出惊奇的表情，抬头看看傅果生，又看看自己的画纸。旁边的女孩看到了，停下自己手中的画笔，惊奇地问：“你是怎么涂出来的？”

每堂课上，傅果生和雨仁都忙碌地走来走去，帮大家递东西、答疑解惑。事实上他们将每个细节都记在心里，悄悄观察不同性格的孩子用的色彩、画画的快慢，遇到问题时的表现。每个班到最后都有那么几个认真的孩子，画得最慢、最谨慎。当大伙陆续画完，跑出去玩时，傅果生不忘提醒那几个孩子：“不着急，慢慢画。”

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第一次使用画笔的孩子交上来的画，美得常常令他们感到吃惊。

在一次“我想念但是见不到的人”的主题画创作中，一个小男孩交了一幅蓝色背景的画，中间看起来像个人的背影。但是人的两边有两条横出来的直线。傅果生看到，有点儿不解，她以为男孩违背了她开头制定的规则：不能画具体的东西。然而男孩告诉她，这是他想念但是见不到的人趴在桌子上的背影。傅果生和雨仁听到，先是恍然大悟，继而感到惭愧，而后便是深深的震撼。

“孩子是很神奇的，他们总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看起来是我们在教他们，实际上与他们在一起时，我们也从孩子身上获得很多，甚至通过他们来认识更深的自己。”在法国时，雨仁总是花很多时间陪着女儿，像朋友一样与她交谈。来到中国后，长时间无法陪在女儿身边，他感到惭愧。13岁的女儿却劝慰他：“你在中国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你应该坚持做下去。”

雨仁无法像和自己的孩子交流一样，用语言顺利地和中国孩子交流。“但是，画画是一种万能的语言，和音乐一样。”雨仁说，他期待有一天，能够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与孩子们顺利地互动。

绘画课结束时，雨仁和果果赞美着每一幅交上来的画。曾经有人建议，可否在最后做一个评比，选出大家认为画得最美的五幅画。但被他们拒绝了。他们希望通过画画，让孩子们感受到尊重和被尊重，鼓励孩子们建立自信。“评比会破坏这种氛围。”

六年级的班主任走进摆满“生命树”的教室，认真地观看每一幅带有孩子签名的画。她惊诧地发现，自己对这些熟悉的孩子有了新的认识。她告诉傅果生：“这个孩子平时很调皮，这个孩子成绩不怎么好，这个孩子平时很沉默……他们画的画都很美。”

但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最喜欢用画画的方式与他们交流。有一个高年级女孩，父母离异后分别重组家庭，她跟着爸爸生活，但被禁止与妈妈再联系。在学校，她倔强、外向，像个男孩，每到体育课时表现尤其积极；然而对雨仁和傅果生的画画课，她却流露出不情愿的表情，或低声地说着“我不画”，或胡乱画完便溜出去玩。

一次下课放学回家的路上，傅果生发现她嘴角长了个泡，问她怎么了。旁边的同学听到，替她答道：“她这个都十几天了，还不好，不知道是什么病。”傅果生原本以为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会反驳同学，和他们说笑，谁知她却沉默不语。傅果生感觉到，女孩真的在害怕，怕自己生了什么病。

几天后，傅果生和雨仁去瑞丽城区买东西，在药店帮女孩买了一支药膏。抹了药膏后，四五天时间，女孩嘴角便完全好了。

之后，女孩对他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又一次在画画的间隙，女孩照例提早交了画跑出去玩。但不一会儿，她买回两支棒棒糖，分给傅果生一支。有一次她打篮球不慎擦破了皮，傅果生见到她时，已经是好几天后，伤处已经结痂快好了。但她一定要将伤口给傅果生看，并向她要创可贴。

“只是陪他们多待一会儿”

“很多时候，他们只需要你陪在他们身边，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存在，就那么一瞬。”

经常有人问，绘画对孩子们有怎样的影响？傅果生和雨仁的答案是：“我们也难以去衡量。”

在他们曾经教过课的营盘小学，校长说，很多孩子以前没什么想法，现在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了。但是傅果生也看到，曾经跟着她画了四五年的孩子，照样初中辍学，十四五岁出门打工，过年回家，跟她讲述外面的打工生活。

傅果生也会问自己，画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通过一起画画，我能感觉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转变。去年，我们和六年级毕业班的孩子上最后一堂美术课。那天我们画了4个半小时，直到天黑。中途没有一个孩子放弃，也没有人离开。这种责任感与坚持，就是孩子们态度的转变。我想和孩子们一起记住，人长大了，不是学会放弃，而是学会坚持。”

12岁的小楠（化名）四五年前便跟着他们一起画画。雨仁觉得他是一个“小天才”，因为他的画总是令他感到吃惊。但是最近，他们敏锐地观察到，这个看起来开朗、顽皮的孩子，变得比以前沉默了。

2006年，小楠的父母因为贩毒双双入狱。渐渐开始懂事的他到底在想什么，很少有人察觉。“很多时候，他们只需要你陪在他们身边，陪他们待一会儿，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存在，就那么一瞬，也许，最困难的时候便挺过去了。”傅果生说。

“绝大多数在国内开展儿童项目的NGO，都为孩子们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例如吃、穿、教育条件。物质生活的改变立竿见影，可内心的安静和自由只有在时间和陪伴中才能拥有。我想做的事情是陪孩子待一会儿。”傅果生说。她想起了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中，令她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孩子，你慢慢来。我愿用一辈子的时间等你系好这个蝴蝶结。”

刚刚从先前工作的机构辞了职，傅果生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现实的经济压力、常年奔波的生活和对自己家人难以尽到的责任，又让她看起来疲惫、焦虑和迷茫。

雨仁在中国没有稳定的工作，法国政府提供给他的救济金明年就会停发。每当有工作来敲门，他们都要首先考虑，能否保证定期回来陪孩子们画画。“每年至少得保证四次。”雨仁说，“一旦你已经介入了他们的内心，便无法再离开。”

现在，他们在思考将这件事情持续下去的方法。他们曾经分别在大理、昆明和北京给孩子们办过小型的画展。来者无不被感动，甚至有人想要买孩子们的画。朋友曾为他们制作明信片在网上出售并筹集了一些画纸和颜料费用。但他们从未出售过孩子们的原作。他们希望有机会帮孩子们办更大的专场画展，为孩子们出版画册，筹集资金来支持活动的日常开支、改善学校条件。

自2009年冬天松扎离开到现在，已经3年零10个月。傅果生和雨仁，用自己的坚持，和10个民族的800多个孩子开展了活动，从不停息地与孩子们相互感动和鼓舞着。

“这些边境的孩子和他们的村子都很美，而孩子们和他们的村子都处于物质和文化的边缘位置。处在边境的边缘，很孤独。”一直守在中缅边境的边缘，2013年夏天，傅果生把画纸和颜料带到了中缅边境的另一边，克钦邦军事冲突地区的难民营，开展难民营克钦孩子和中国境内景颇族孩子的联合艺术活动，在边境的边缘，河的两岸，让孩子们把手牵起来。

“这些方式，能让孩子们真正感觉到他们的创造是有价值的，他们不仅仅只是接受来自成人的东西，他们也可以给予。从中树立自信，感受到被尊重。”课堂之外，傅果生和雨仁除了讨论他们对孩子们的观察、教学效果，还常常在艰难中憧憬着未来。

结语

傅果生和雨仁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现实的经济压力，又让他们有些焦虑。现在，他们在思考将这件事情持续下去的方法。他们曾经分别在大理、昆明和北京给孩子们办过小型的画展，来者无不被感动，甚至有人想要买孩子们的画。他们希望有机会帮孩子们办更大的专场画展，为孩子们出版画册，筹集资金来支持活动的日常开支、改善学校条件。